洪子婷
葫蘆樂園：劇場發聲報「2021未來的評論人」工作坊成員
台南人劇團在2013年首演於臺南的《安平小鎮》（以下簡稱《安平》），改編自美國劇作家Thornton Wilder獲普立茲獎殊榮的Our Town。臺灣觀眾對這個劇本並不陌生，1989年，果陀劇場就已首度改編演出以淡水為背景的《淡水小鎮》，在2014年的第七版後，2017年再次上演典藏加演場，可謂歷久不衰。台南人劇團則以臺南安平為主要故事背景，在原著的「日常生活」、「愛情與婚姻」及「死亡與永恆」三幕結構下，描繪出1975至1987年間島國南方小鎮的生活風貌。
原著中對於道具、佈景等「物質面」要求一切從簡，演員的表演以模擬動作（mime）為主。《安平》在形式與結構原則上恪守原著，巨大的背板看得見支撐的角料，高起的平台與斜坡增加了舞台層次，都保持著沒有任何加工的原木色。煎蛋、扒飯、蟲鳴鳥叫等聲響由身在舞台上的演員擬音創造，即使有鍋碗瓢盆、腳踏車和棒球手套，表演也建立在非寫實的前提之上，留下的空白並不蒼白，對於日常質地的精準掌握成功召喚出人們對日常生活、生命事件的記憶來填補，一同悠遊於透過記憶與想像構成的「安平小鎮」。
說書人般的舞台監督不時打破第四面牆與觀眾交談，甚至直接操作舞台上的場景設置與角色走位；演員亦在觀眾面前切換角色、進行扮演，或直接以演員本人之間宛如「訪談」的對話，展開對於過去安平的描繪。舞台上發生的一切，於是不能理所當然地被當作真實看待，卻又因為揭露了「真實是被構建的」之過程，而顯得無比真切。或許可以說，正是透過這樣真實與虛構的力量相互抗衡，使觀眾無法順理成章地沉浸在某個與此時此地相異的時空，而會不斷意識到身在此時此地，並且一再被捲入舞台發生之中的自己。
在第一幕構築出眾生百相的市井生活後，第二、三幕逐漸聚焦於較為私密的個人經驗。第三幕甚至以現實中不可能發生的「回到過去」為主要場景，展現了彷彿有無限可能、是一種累積過程的「生」，與永恆的不再可能、逐漸消逝的「死」之間巨大的對比，讓人鮮明地感覺，演出所創造的共鳴與普遍性，並不完全在於某種共同具有的真實或歷史，而是讓人察覺人與人之間的共同點，其實在於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是擁有記憶的人。
寫於1938年的原著劇本，藉著使用尋常物件與演員模擬動作構成的抽象表現，使觀眾無法在佈景、服裝等提示下直接投入某個時空之中。舞台上的空白藉著演員身體與物件互動的方式，召喚著身處在場的觀眾以自身經驗來填補。在這個過程中，由於觀眾必須啟動自己的思考與想像來完成「小鎮」與「生活」的輪廓，自身經驗中的社會時空於是浮現出來。而在勾勒輪廓的過程中，形成的其實正是與每個觀眾自身經驗有關的社會想像。透過發生於內在的思考與想像活動，社會和歷史的普遍性不再是一種排除個人感受與經驗、具有某種不可質疑權威性的事物，而是與個人經驗、社會和歷史事件都有所連結的共同感。
這樣創造了以自身經驗展開對社會與歷史認識的路徑，正是形成原著中重要的現代感的獨到之處。改編的《安平》藉由簡潔俐落、內斂精準的氛圍營造，發揮了原著精神與現代表現，並讓觀眾在虛實交雜中，經驗到某種普遍性的情懷。就團隊對演出的設想而言，《安平》可以說是成功的作品。然而，或許也可以說《安平》的成功，其實大多得益於原著優異的結構與彈性。筆者認為，《安平》的演出中，或許蘊涵著可以進一步思考，在這樣成功的基礎上發展臺灣，甚至是屬於安平之現代感的可能性。
回到第一幕「小鎮的一天」，舞台監督化身工作人員，來到丁編輯的編輯室進行採訪，隨著安平的學校不准學生說台語的話題，丁伯伯先是謹慎地回應「我想是做到了語言與文字上統一」，後面一句話都說不完，隨即引發了「如果照這個邏輯的話，那是不是可以大家學台語呢」、「您是不是身為中華日報這個黨報的編輯，所以不方便回應」，更甚至白色恐怖、本省外省族群差異等等愈發尖銳的質問。丁編輯的回應透露著無奈和決心：「我知道我不是土生土長的安平人，可是我也是安平的一份子，安平也是我的家。」舞台監督在這段耐人尋味的告白後謝謝「演員林家麒」，則為這段漣漪平添一股後設風味。
這樣的段落，相對於整齣戲溫暖清淡的色調顯得格外銳利而突兀，卻確實表現了那個年代在社會上所包含的衝突感受。當原本隱身於群眾演員中的李維睦以本人身份「脫戲」演出，抽離出一個既有丁編輯這樣的虛構角色，也有李維睦這樣的演員本人共處一室的特殊狀態，舞台監督順勢詢問是否有人有問題要問「丁編輯」，紛紛舉起的手宛如檯面下的不和諧突顯而出，形成了那個年代不可能發生的正面衝突，造就了那一個讓人印象格外深刻而亮眼的時刻。
帶來類似這樣不和諧感受的，還有教會合唱團指揮潘个（Phuann-ê）與小鎮和樂融融氣氛相對的深沉悲憤和困窘。身為原住民，在平地漢人社會生活的艱苦與格格不入，亦是戲裡能夠讓人格外意識到社會境況的重要衝突因素，都可以感受到某種社會氛圍隱隱成形。可惜的是，隨著二、三幕的視角轉向，這樣的氛圍似乎逐漸消散，彷彿社會紛擾對個人生命而言僅是背景浮雲，沒有掀起太大波瀾，也不會留下痕跡。
筆者認為，若是能夠延續這樣的氛圍，或許會使《安平》成為更加獨樹一幟的演出。就內容來看，編輯室的發問場景是故事中的衝突事件，引發的銳利和不安，在形式上亦形成與溫暖、溫馨的日常相異的調性，呼應了那段歷史與當時社會中的躁動和動盪，使演出指向了某種不同於原著的經驗與想像。禁止說台語、白色恐怖亦或是省籍衝突等議題，召喚出的是臺灣的歷史脈絡與社會背景，而「對著管理黨報的外省人提出這些問題」這樣的情境之所以能夠被感受為是緊張的，也同樣是在臺灣經驗中才得以成立。更進一步來說，正是這些僅在臺灣經驗中才起作用的衝突因素，形成了讓觀眾在自身擁有的當代經驗中，與那份未曾參與的過去連結，甚至能夠使過去在當代產生意義的路徑。
所謂的「進步」，即使建立在「被破壞的過去」之上，也同樣包含著過去在其中。辨認那份過去是如何在此時此刻發揮作用，對於當下情況的辨認，以及未來的想像，都是面對歷史時重要的課題。《安平》的演出透過形式上的衝突，產生了有別於原著的現代感，一方面帶來對於當時臺灣社會與歷史的不同認識，更重要的，或許在於使人獲得重新思考自身、當代社會與過去歷史之間關係的方式。改編的《安平》完整、成熟而動人，對現代表現的高度把握與精準表達，成功喚起某種餘韻無窮的普遍情懷。演出中的衝突因素，則是對臺灣現代感的驚鴻一瞥，即使未能在本次演出中得到充份發展，也讓人對往後更多含有類似可能性的作品充滿期待。